少子化危機／研究顯示：現金補助無法提高亞洲人生育意願

觀察長期與低出生率奮鬥的日本，以及抵抗人口衰退有成的北歐國家，台灣許能從中借鏡，或發現當前生育政策的迷思。

根據統計，日本雙薪家庭近年有增加趨勢，連帶使托育服務需求越來越高。與台灣相似，日本也有托育機構嚴重不足的問題，對此，日本於2018年至2020年實施「育兒安心計畫」，擴增公私立保育園及民間企業附設托兒所員額，共增加25萬9千個收托名額，試圖降低無處送托的孩童人數。日本各縣市也積極招募幼保人員，並且編列機動性較高的短工時幼保人員支援人力、導入娃娃車解決接送問題等。以2022年為例，托育機構可收容員額數就較前一年大增3萬多人。

但其他問題隨之衍生，例如許多人雖然申請到名額，但被安排的托育機構離家太遠、或是2個孩子被分派到不同園所；托育機構的安全與品質把關機制也被發現有待改善。

面對一落千丈的出生率，日本政府早在1991年開始設法改善，例如推出「育兒休業法」，把育嬰假擴及到全職種的男女性勞工，小孩出生8週內，男性可請產假4週；女性除產假8週外，小孩1歲前還可以請育嬰假。未料日本至2019年生育率依然下跌至新低，新生兒人數只有89萬8600人。致力鼓勵生育至今30餘年，日本的生育率可說是毫無起色。

日本政府亦從金錢補助著手，目前提供的兒童津貼，在有所得限制的條件下，一般家庭0至2歲幼兒每月可獲得津貼1萬5000日圓（約台幣3210元）。2022年4月上路的最新版「育兒‧介護休業法」，則讓新生兒父母請假期間獲得的津貼，最高可達薪資的67%。若加上各項稅金減免與津貼，最高可確保薪資80%的收入水準。

目前看來，台灣2021年起實施的育嬰留停新制，按月給付相當於80%月薪的「育嬰留職停薪津貼」加「育嬰留職停薪薪資補助」、最長可領6個月、且新生兒父母可同時請領，相比日本甚至更為優渥。

不過，《外交政策》（Foreign Policy）雜誌評論〈Cash Can’t Fix Japan’s Fertility Crisis〉指出，金錢支持不太可能對生育率產生影響，因為就日本而言，養家糊口的費用極為高昂。生育率無起色的癥結也許在於，日本勞工過去 30 年來的工資幾無增長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英諾森提研究中心顧問彼得曼（Amber Peterman） 發表文章指，有研究表明現金補助並未能令亞太地區的生育意願增加。

將目光投向北歐，丹麥、瑞典、冰島等國的生育率普遍維持在1.7上下，堪稱已開發國家中的優等生。以瑞典為例，其2018年的生育率有1.87，同樣值得注意的是，2019年統計的瑞典婦女勞動參與率高達70.4%。而雖然挪威、芬蘭等國的總和生育率近年有下降趨勢，2018年均低於1.6，不過相比同一年台灣總生育率僅1.06，仍有很大差別。

與亞洲普遍的婚育文化不同的是，對北歐民眾而言，生育小孩不一定要結婚。北歐民眾對婚姻的依賴很低，近20年來有相當高比例的非婚生子，家長大部分是穩定的非婚同居關係。瑞典和丹麥的同居法就為女性提供一系列保護政策，包括伴侶的責任義務，加上多年來性別平權運動造成的價值觀變化，消弭了許多女性在生育上的顧慮。

至於生育相關政策，北歐的方向則與台灣、日本相似，像是提供育兒補助和育嬰假制度。北歐五國都提供最少 11 個月帶薪育兒假，冰島新手父母有 12 個月帶薪假期，可拿本薪八成。瑞典、挪威、丹麥等國的學前教育補助、托育體系，很大程度地幫助了女性重返職場，且無論家庭經濟狀況如何，18歲以下的兒童均可獲得政府津貼。

總結能發現，日本推動「促生」政策的成效有限，生育率仍低，諸如價值觀改變、職涯和育兒的平衡、女性就業機會、年輕人收入不足等皆為當前挑戰，對照台灣的情況也高度相似。

反觀北歐諸國，其相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功，生育率維持在已開發國家中相對高的水準。除政策及法規制定，北歐的案例更涉及該地區的社會文化、健全的性別平等觀念等多個因素，或許揭露了使人有生育意願的根本條件，不過那些條件恐非迫切想增加人口的亞洲國家一蹴可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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